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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病毒的完整结构图受访者供图

　　“我希望大家能好好看一看。对于新冠病毒进化的思考，它确实给人很多启迪。”9月19日，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张伯礼展示了一张新冠病毒的完整结构图。

　　这是一张什么图？居然能赢得张伯礼院士为它打CALL。不止如此，据报道，该研究还得到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的鼎力支持，并受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颜宁“不要找借口、3天内必须写完论文”的激将式敦促。

　　9月20日，科技日报记者前往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李赛研究组，试图一探究竟。

　　给整个病毒做“CT” 从里到外看得清清楚楚

　　9月15日，《细胞》在线发表李赛团队与李兰娟院士团队合作完成的研究论文《新冠病毒的分子结构》，他们通过冷冻电镜断层成像技术，把新冠病毒看了个清清楚楚。

　　冷冻电镜，结构解析，听到这两个关键词，科技粉儿可能会觉得：已经火了好些年、还能有什么新东西、不就是换个材料再做一次？

　　然而，新科技的发展，总能让人直呼“知识贫瘠限制了想象！”

　　“我们把新冠病毒放在冷冻电镜下，每旋转3°拍摄一张照片，总共拍了41张，随后进行立体重构。”李赛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每旋转一次都必须与上一次保持高度吻合，细微的横向偏差都难以实现高精度。

　　这种分布拍摄的方法和医学CT成像原理类似，不同的是前者使用电子衍射成像，而后者使用X射线衍射成像。

　　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李赛却坚持解析病毒的“心”。团队在病毒内部“打手电”，穿过囊膜，直击里层的RNA和缠绕结构，展示出迄今为止最完整的新冠病毒形象。

　　分析100TB数据 绘制新冠病毒“大众脸”

　　2018年，原本在英国牛津大学工作的李赛回国到清华大学工作，组建自己的实验室。在此之前，李赛见识、解析过更为烈性的4级病毒，也让多个3级病毒现出真身，包括令人闻风丧胆的沙拉病毒、裂谷热病毒等。

　　当新冠病毒袭来，李赛坐不住了。他通过施一公联系上正在武汉抗疫一线的李兰娟，希望能够获得灭活新冠病毒以供电镜研究。李兰娟院士当即安排团队与李赛对接。通过严格的多聚甲醛灭活，新冠病毒虽然“死了”，但还能保持活着的原貌。随后，灭活病毒经过严格程序进入清华大学实验室。

　　辗转获得病毒毒株后，李赛和团队的周工作时长超过120小时。4月，团队顺利采集了两批100TB的高质量冷冻电镜断层图像数据。

　　千毒千面的病毒，哪些是最核心的特性呢？当研究进入计算分析阶段，即用子断层图像平均法获得高分辨率结构时，必须通过对病毒重构，将核心特征汇集起来，才能绘制出新冠病毒“大众脸”。

　　2300颗病毒的三维构像中，哪些刺突蛋白最具代表性？李赛和团队开始人工挑拣，这是一项极具“匠人”特性的工作，全凭研究人员过往对于其他病毒研究的经验积累，5万个病毒表面的刺突蛋白被挑选出进入下一步的蛋白分析。

　　经过整体和局部的综合分析，新冠病毒的“狡诈”本质显露无疑——表面刺突蛋白非常少，平均不到30个，却可以自由游走、旋转。

　　“在人类认知范围内，首次见识这样的囊膜病毒。”李赛说，蛋白旋转的特征让新冠病毒在攻击细胞时，可以自由调整方位，和受体结合。“见风使舵”的特性让它极具传染性。

　　锁定骨架蛋白 破解病毒攻击宿主的策略

　　遗传物质决定生命体的性状，冠状病毒拥有目前已知所有RNA病毒中最长的RNA，其核苷酸达近3万个，是如何做到的？李赛团队将目光投向收纳RNA的骨架蛋白。

　　“这些领域之前无人研究。”李赛说，在重塑核糖核蛋白复合物（RNP）时，没有任何可能的预期和参考。他带着学生在2万个核糖核蛋白中“寻宝”。“大多数需要我亲自挑选，因为我们对内部蛋白的认知实在太少了，而且在病毒体内这些蛋白‘像一串葡萄’一样拥挤在一起，必须高精度区分，以免误把其他蛋白的部分圈进来。”李赛说。

　　新冠病毒的囊膜内蛋白群日渐清晰，呈现出“巢中蛋”的结构。在新冠病毒的“老巢”，超长RNA致密缠绕，蛋白为RNA提供了超强规则感的骨架，它们贴着囊膜以六聚体的“鸟巢”方式排列，在球心位置又以正四面体的“金字塔形”排列。就这样，新冠病毒既可将体长100倍的核酸塞进自己体内，又能迎接变幻莫测的外部挑战。

　　“核蛋白规则的排列，有助于收纳超长RNA；当病毒攻击宿主后，又能够有序地把RNA释放出去，不至于有所缺损。”李赛说，它们在攻击宿主时能演变成旋转的线轴，高速输出并侵染新的宿主。

　　结构数据全球共享 有助研发更高效疫苗

　　对于新冠病毒，人类知之甚少。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对相同问题往往有不同的答案。例如，关于一种被命名为CR3022的中和抗体对新冠病毒的抑制能力，3月，《科学》杂志发文认为其具有很强的中和能力；但其他团队之后却发现CR3022对活病毒缺乏中和效应。

　　为什么研究结果会相互矛盾？原来前者中和试验使用的是体外重组的病毒蛋白，而后者用的是活病毒。

　　“高精度的新冠病毒完整结构图显示它的表面蛋白会‘变脸’：有时呈抗原暴露状态，有时呈抗原隐藏状态，有时还会处于与膜融合的状态。体外重组只有模仿出它的‘变脸’才能揭示其作用规律。”李赛说。

　　李赛团队的研究还为之前的研究做了纠偏和补充。例如，今年3月对外公布的第一张新冠病毒的冷冻电镜照片中，病毒的刺突蛋白几乎全是针状的。

　　“这可能是由于对活病毒的灭活处理破坏了病毒本身的蛋白结构，使其S1亚基脱落，S2亚基发生了向与膜融合状态的构象变化。”李赛说。

　　高精度病毒完整结构图有助于人类开发出更高效的疫苗。“现在用的灭活疫苗的灭活方法可能无法给病毒的刺突蛋白留下‘全尸’，这理论上会影响其激发中和抗体的有效性。”李赛说，这些都是可以更深入研究的工作。

　　李赛团队已将新冠病毒高清三维结构上传至结构生物学的数据库EMDB（Electron Microscopy Data Bank），供全球科学家免费下载，助力科普教育、科学研究、疫苗开发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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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的出发点，往往是科学家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凡是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因为有着一颗执着的好奇心，才能孜孜不倦成就事业。而这种对科学的好奇心，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往往在一个人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开始。那怎么激发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通过一些特殊的科普活动和在日常教学中找到合适的方法都是重要环节，今天我们就从2020年全国科普日说起。

　　在“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现场，中国科技馆的“北斗群星闪耀时”科普展区，展区里北斗防灾减灾演示沙盘前聚集了不少青少年。

　　沙盘展示了7月6日，湖南石门县雷家山发生的一次山体滑坡，5栋民房和1座小型电站在山体滑坡的巨大威力下冲毁倒塌，部分省道也被冲垮。这次滑坡虽大，却无一人伤亡，正是事发点安装的北斗卫星高精度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发出的预警，为群众撤离、应急联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科普团队制作了这样一个沙盘，通过形象的展示和生动的讲解，让孩子们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北斗卫星的重要作用。

　　除了沙盘之外，北斗动画、北斗车载高精度终端、北斗船载终端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产品也进行了展示，这既激

起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也让他们了解了科学知识。

　　今年，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将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送往太空，天问奔火，迈出了我国自主开展行星探测的第一步。为了让孩子们了解火星知识，工作人员利用影像、石块等模拟出火星的场景，同时，还展示了一个科学教育小实验。

　　在科技馆“全国科普日”活动中，不仅有北斗、探秘火星这样的科普知识，主办方还专门制作了邮票墙，每张邮票上都印有我国著名科学家的头像。

　　很多经过的家长都会停驻在邮票墙，给孩子们讲述这些科学家的故事和他们的科研精神。

　　今年的“全国科普日”以北京主场活动、省级主场活动、云上科普日为重点架构，全国各地有超过2万项精彩科普活动对外开放。像这样的科普活动可以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培养他们对于科学的兴趣，而在日常的学校教育中，同样可以让孩子们了解更多的科学知识、掌握更多的科学方法。采访中记者看到有些学校在这方面做了特别的安排。

　　上海市七宝中学高二四班的两名学生在生物老师的指导下，对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进行取样分析。研究腐烂的苹果，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呢？

　　为了了解有多少人会食用腐烂的水果，他们还在网上进行了问卷调查，他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苹果出现腐烂后，有不少人有时会选择挖掉苹果烂的部分接着吃。那么，没有腐烂的部分是否存在霉菌？是否还能够继续食用？在生活中发现的这个现象，让两位同学非常好奇，于是，他们开始了他们的研究型课题——腐烂苹果的展青霉素分布研究。

　　经过问卷调查、实验路径设计，最近，他们的课题研究进入到了实验阶段，由于这个实验涉及到较为专业的生化分析仪器，指导老师还专门请来了学校里两位有经验的老师帮他们一起完成实验。经过取样、萃取、光谱分析，他们的实验将会初步得到结果。

　　像这样的课题研究，上海市七宝中学每一名学生在高中阶段都要完成一个。采访中可以看到，这所学校很重视培养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并为此创造条件。为了给学生充足的科研时间，每周五的下午，上海市七宝中学的高一、高二学生的课程安排，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课，取而代之的是研究型课程。同时，还成立了专门的学生科学院，设立了数理、生化、地球与空间、综合类等平台，19个创新实验室，50多个门类的拓展研究课程供学生选择。

　　通过课程改革，广大学生对于科学研究的兴趣和动手能力得到了普遍提升，而对于一些将来有志于从事科研工作，并且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又应该怎样去培养呢？

　　金雨卿是北京市的一名中学生，她暑假几乎天天到中科院的研究所做实验，中学生为什么会经常到中科院的研究所做实验呢？这还要从一年前说起。2019年底，中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也就是“英才计划”进行了招考。

　　通过笔试与面试之后，金雨卿脱颖而出，成为了“英才计划”的一员。她和其余几位同学一起，在课余时间跟随研究肿瘤免疫学的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陶宁学习。

　　尽管对科学研究充满了兴趣，对做实验也有着极大的热情，然而，对于中学生来说要做好这些并不容易。

　　就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在导师陶宁的引导和帮助下，这些中学生逐渐可以熟练地做实验了，而陶宁也渐渐在这些学生身上发现了难能可贵的品质。

　　一年的时间里，金雨卿和她的搭档张梓萱将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自己的研究。

　　2013年“英才计划”启动以来，共培养了6批近4000名学生，“英才计划”创立时就明确了“去功利化，不与任何奖励政策挂钩”的定位，这样纯粹进行兴趣及创新能力的培养，目的就是使中学生体验科研过程，提高创新能力，树立科学志向。

　　好奇心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成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这是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的。青少年对科学有没有兴趣，有没有创新能力，不仅关系到国家未来有没有足够的科技人才，社会能不能有诸多科技创新企业，也关系到公民整体的科学素养。尤其是要实现更多“从0到1”的科技突破，更需要大批有原始创新能力的科研人才。从激发兴趣入手，到提升科研实践能力，再到培养具有科研潜质的后备人才，对青少年进行这样的梯度培养，有价值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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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面积约2500平方米的世界最大明信片在瑞士少女峰下亮相，旨在唤起人们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关注。 新华社记者 徐金泉摄

　　如今，臭氧的身份从“地球卫士”急转到“隐形反派”。不但上了各地生态环境部门联名“黑名单”，生态环境部还专门发布《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对付它。臭氧不是隔绝紫外线吗？为何人类一边害怕臭氧层空洞，一边又在想方设法对付它？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臭氧身份是如何逆转的。

　　1839年，臭氧在电解稀硫酸实验中被首次发现。在发现地表臭氧“有毒”之前，人们首先注意到了它对于生活的巨大作用。因此，直至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臭氧仍被自然学家看作是空气中的有益部分。户外工作者通常认为高海拔有益身心健康——因为那里臭氧含量足够高。

　　随着科学发展，人们渐渐认识到，从天上到地下、从低浓度到高浓度，臭氧的身份将随之发生巨大转变。

　　污染与否位置为准

　　在地球诞生40亿年后，随着大气中氧含量增加，臭氧层慢慢建立。它平铺在地表不过3毫米厚，却吸收了到达地球90%以上的紫外线辐射，并将之转化为热能加热大气，才形成了距离地表10千米至50千米的平流层。

　　在平流层中臭氧层的庇护下，地球生命的基础物质——脱氧核糖核酸与核糖核酸逃脱了紫外线辐射的“魔爪”，才有了人类出现和发展。可以说，亿万年以前，臭氧层就开始充当地球生物进化的“保护伞”“护航者”。

　　臭氧含量90%存在于平流层，对流层中仅含有10%。为什么高空中的平流层臭氧与低空中的对流层臭氧身份迥异呢？这要从不同海拔臭氧的形成说起。

　　在平流层，紫外线辐射会打断氧分子两个氧原子之间的化学键，由于氧原子不稳定性极强，剩下的一个氧原子会与另一个氧分子结合，就形成了臭氧——完完全全的“天然”产物。而到了对流层，除部分从平流层到对流层“漫游”的臭氧，以及森林植被生物贡献的臭氧外，绝大部分臭氧是“人造的二次转化产物”，如氮氧化物NOx、VOCs挥发性有机物等，它们是经过复杂光化学反应产生的二次污染物。当日臭氧浓度最大8小时均值超过每立方米160微克，即成为臭氧污染。

　　与此同时，臭氧一直是人们的好帮手，在消毒杀菌、抗炎抗感染、止疼镇痛、提高机体免疫力、向缺血组织供氧等为代表的临床应用中均有大作用。甚至，它还有些清新意味——雷雨天后，那沁人心脾的青草气息，也是部分因为少许氧气在遭雷击后转变为了臭氧。这种低浓度臭氧不仅无害，还令人精神振奋。

　　但一旦变成了污染，臭氧就换了一副面孔。

　　黑化的“地球保护伞”

　　臭氧污染究竟对人体有哪些影响？可以说，从中枢神经系统到呼吸系统，从血液到骨骼，均会被它损害。

　　由于臭氧具有强氧化性，当浓度过高时，万物都在劫难逃。更可怕的是，透明的臭氧只能被仪器监测，人们难以察觉臭氧是否超标，更谈不上及时保护自己。因而，“臭氧污染”是名副其实的“隐形杀手”。值得注意的是，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打印机、复印机等均会产生臭氧与一些有机废气，令人防不胜防。

　　研究显示，到2050年，仅仅气候变化一项就可能导致中国臭氧污染增加11%；如果能将相关排放减少60%，将拯救33万人的生命。如果各国实施最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每年能够避免6000人死亡。

　　臭氧污染，可能比你想得要“厉害”几分——它是夏季污染的“头号元凶”。

　　在臭氧浓度变化中，气象起主导作用。它控制着臭氧浓度年季变化与日夜变化。夏季阳光灿烂，却在城市地区暗藏“杀机”。当你在室外闻到特殊的鱼腥味儿，可能就是臭氧超标的手笔。发生光化学反应需要强紫外辐射、高温、低湿与静稳大气环境，光照条件最好的夏季就成了臭氧污染的催化剂——日照越强，光化学反应越剧烈，反应生成的臭氧越浓。因而，夏日午后12时至15时是臭氧污染最严重的时间。

　　其实，臭氧污染并不是新现象，只是2012年以前，它着实被“冷落”——毕竟PM2.5更受瞩目。自2013年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来，随着全国空气质量监测网的建立，臭氧污染这个名字才逐渐走进大众视野。而对人类而言，臭氧污染其实很早就与另一个名字紧密相连——光化学烟雾。

　　当污染源排入大气的氮氧化物与碳氢化合物等一次污染物，在太阳紫外线照射下发生光化学反应，会生成臭氧等二次污染物，这种一次污染物与二次污染物的混合体就是光化学烟雾。臭氧作为光化学烟雾主要氧化剂，其浓度变化成为光化学烟雾警报依据。

　　1943年，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发生了全球最早的光化学烟雾事件。当时，该市250万辆汽车每天燃烧掉约1100吨汽油，排放的污染气体等在紫外光线照射下产生光化学反应，最终形成含剧毒、浅棕色、有刺激性的烟雾笼罩整个城市，很多市民因此患上眼红、头疼等疾病。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等也出现过光化学烟雾事件。

　　那么，随着我国夏季臭氧浓度增加，会引发光化学烟雾吗？总的来说，我国臭氧污染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光化学烟雾事件频发时期的历史水平，且我国正在加强臭氧监控、采取治理措施，对此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刘炳江认为：“当前，我国未出现光化学污染事件，未来发生的可能性也极低。”

　　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杜绝“光污染”事件发生，要从源头抓起——可臭氧污染治理真的很难。由于前体物NOx与VOCs在臭氧生成的链式反应中关系复杂，导致其治理机制复杂。还有部分研究表明，PM2.5与臭氧是“此消彼长”。臭氧形成过程依赖于大气自由基浓度，而PM2.5可通过吸收部分大气自由基来抑制臭氧生成，因此实现PM2.5与臭氧的双向治理要求很高。

　　此外，臭氧前体物来源复杂，涉及机动车尾气、化工、油漆、餐饮等多方面。其中，移动源机动车治理一直是个难点，化工、餐饮等多且分散，想要精准控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臭氧前体物的协同控制成为更大挑战。

　　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由于我国采取了严格管理措施，NOx比VOCs减少更多，城市成为VOCs控制区，再伴随PM2.5减少，反而更容易使臭氧“超标”。全球范围也是如此。由于多国实施了不同程度社交隔离措施，研究证明，大气污染在各国封锁期间明显减少，但臭氧污染在增加。其中，巴塞罗那增加29%，欧洲平均增加17%。

　　究其原因，在于城市新排放的NO是近地面臭氧消耗重要途径。在“滴定效应”影响下，发生了NO+O3→NO2+O2反应。道路交通排放的NO就是消耗当地臭氧的种子选手。然而，交通受限尾气排放减少，加之其他近地面消耗臭氧物质如PM2.5减少，疫情期间城市臭氧大幅增加也就自然而然了。

　　其实，一个地方出现臭氧污染，并非都是本地污染惹的祸。例如：珠三角地区夏季臭氧污染最少，秋季最多；长三角一带为夏季最多，秋季次之，冬季最少。这除了本地影响，还受到平流层—对流层输送与远距离输送的操控。

　　飞机尾气会将污染从对流层带到平流层，气象现象也可能会造成某一地点周期性短暂温度连续性“破坏”，使得对流层与平流层之间的间隔被打开，通过垂直下沉运动将物质从平流层传输到对流层（俗称STT）。此时，平流层的臭氧就会随着空气被带到地表来“串门”了。由于STT经常在中纬度发生，它贡献了北半球中纬度对流层20%至30%的臭氧资源。青藏高原地区就是对流层与平流层的物质输送通道之一。

　　但就全球而言，平流层作用很小，主要仍通过改变大气环流等方式，来影响区域对流层臭氧及其前体物的时空分布形态。其中，跨欧洲的污染物途经地中海、中东，可以影响东亚地区的空气质量；来自北美的污染气团仅需6天至15天即可达到大西洋中部，导致欧洲臭氧增加。因此，全球范围大气环流导致的跨区域输送，注定了各国在臭氧防控中无人能够“独善其身”。

　　万幸的是，打赢臭氧攻坚战，我们从未放弃。今年6月，《2020年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攻坚方案》发布，表明了我国对臭氧治理的决心；7月1日，《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实施，打赢蓝天保卫战，我们在行动。希望在携手共建美好环境倡议下，大家能早日认识到，臭氧污染的减少不仅要“天帮忙”，更要“人努力”。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本文授权转自科学大院微信公众号：kexuedayuan，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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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为终端已经走到了最困难的时刻。”

　　两周前，华为消费者业务CEO余承东在开发者大会上，向外界透露了华为即将面临的困境——5天后，美国的“制裁”开始生效。华为这架“破飞机”正式被“断供”。

　　截至今日（9月26日），华为遭“断供”已十日有余。当下的华为情况如何，面对越发扩大的封锁圈，他们将如何突围？眼下是华为的至暗时刻，亦或是黎明前的黑暗？

　　华为员工：每天都在假设“明天”就会断供

　　“9月15日，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二。”

　　静子（应采访者要求为化名）在华为工作已有2年。而她刚入职时，正是华为被美国置于风口浪尖之时。2018年，美国开启了对华为的所谓的“制裁”。去年5月，美国又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今年5月，管制进一步升级，经过120天的缓冲期后，9月15日，“禁令”正式生效。

　　“早在2年前，公司从上到下就已经树立了一个观念——制裁‘明天’就会开始。”虽然这个明天，足足过去了800多天，但对华为的员工来说，这一切似乎已经“习以为常”。

　　静子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在美国正式向华为挥舞大棒时，他所在的部门已经要求员工“放弃幻想”——即使存在“豁免期”，但华为内部似乎已将工作状态和调整到“断供”的节奏中。

　　“虽然业务很有可能面对困境，但公司对员工的薪资和福利不减反增。外界关于国内业务裁员的传言基本都是谣传。”静子向记者介绍，在华为工作两年来，其工资水平已是其他公司相同岗位的2倍左右。“当然，与此同时，工作强度也是行业顶尖水平。”静子调侃道。

　　供货商：断供后，有人在炒作华为手机

　　6388元，这是华为遭“断供”后，某电商平台上，一台二手的华为Mate 30 pro 5G手机的价格。但东方网·纵相新闻近期在走访华为线下时门店发现，这款一年前发布的，搭载了麒麟990芯片的华为旗舰机售价最低甚至可以达到5399元，且大多货源充足。

　　为什么一款一年前的二手手机，卖的比全新的手机还贵？华为经销商黄立群对此似乎也是“见怪不怪”。“自从美国制裁后，炒作华为手机的人大有人在。”

　　“由于第二轮制裁，芯片没办法生产，很困难，目前都在缺货阶段。这可能是麒麟高端芯片的绝版，最后一代。”今年8月，在禁令生效前夕，余承东曾悲壮地向外界宣告了麒麟“绝版”的消息。

　　9月15日，华为正式被“断供”后，麒麟芯片也开始走向“绝版”之路。一位二手平台的卖家在向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推销华为手机时曾表示，华为Mate30 pro的“收藏意义”远大于使用意义。甚至还有卖家表示，现在买华为手机就是“爱国”。

　　对此，黄立群表示，断供并不等于停产，麒麟芯片绝版也不代表华为手机绝版。“为了收藏而去购买二手手机是不靠谱的。”据多位华为授权体验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包括华为Mate30 pro在内的老款华为手机供货充足，短时间不会出现“一机难求”的情况。

　　同时，黄立群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在“断供”后，华为手机拿货确实相较从前变得更为紧俏，但这并不影响当前华为手机的销售。黄立群同时还表示，“我们不能确定华为的未来，但目前就断定华为会‘凉’，似乎言之过早了。”

　　被美国逼着“断供”？华为供应商在求情

　　8月17日，美国商务部进一步收紧了对华为获取美国技术的限制，将华为在全球21个国家的38家子公司列入“实体名单”。这被看作是全面“围剿”华为——意味着从整体生产到零件购买，甚至连“曲线救国”的路都被美国统统封死。

　　在断供的前夕，一直处在观望状态的华为芯片供应商也纷纷进行了表态。台积电方面表示，公司未计划在9月14日之后给华为继续供货。随后，美光科技、三星与 SK 海力士等均表示，将无法在9月14 日之后发货给华为。

　　此前，华为轮值董事长郭平曾喊话全球芯片企业称，“帮华为就是帮自己”。不少企业似乎也深谙其道。在断供前后，部分华为供应商依然还希望美国政府能“网开一面”，同时也在争取能够继续供货华为。

　　在代工方面，台积电表示，公司取消向华为供货的同时，正积极向美国政府申请并提交供货许可。消息显示，此前台积电方面的申请并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允许。但台积电依旧指出，将继续尝试为华为供货。数据显示，华为是台积电的第二大客户，营收贡献比重高达15%。

　　在芯片厂商方面，设计商联发科已证实，今年8月底，公司已经依照规定向美方申请继续供货华为，而内存芯片厂商美光也在同一时间进行了申请。此外，包括此前明确将无法向华为供货的芯片厂商高通、三星、SK海力士，均明确表示已申请出口许可证，谋求继续向华为供货。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断供期间，已有不少华为的供应商获得了供货许可。

　　本周一（21日），英特尔官方表示，已经获得了继续向华为供货的许可，而英特尔正是华为笔记本的主要供应商。19日，美国芯片公司AMD也表示，该公司获得了向美国“实体清单”中某些公司销售其产品的许可。外界普遍认为“某些公司”正是华为。

　　事实上，不少美国企业也明白“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道理。今年6月，美国半导体协会曾向美国政府喊话称，特朗普政府的禁令影响的并不仅仅是华为，同时将对美国企业甚至是全球芯片企业带来巨大的限制，包括高通在内的多家芯片商已多次呼吁美国政府取消所谓的“制裁”。

　　断供十日后的反思：中国芯，何去何从？

　　“华为在芯片设计领域开拓了十几年，从严重落后、到有点落后、到赶上来、再到领先，研发投入巨大，过程也很艰难。但是在芯片制造这样的重资产领域，华为并没有参与，9月15日后，旗舰芯片无法生产了，这是我们非常大的损失。”

　　当然，正如包括华为所强调的，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芯片企业并不能把未来寄希望于美国来放松制裁。“自强”或许是最有效也是唯一能够起到真正效果的做法。

　　近年来，中国一直都是全球最大的芯片进口国。数据显示，2018年和2019年，我国进口集成电路总价值超过3000亿美元。

　　但在进口的同时，中国芯片自给自足的能力并不足。数据表明，2019年，我国芯片自给率仅为30%左右。根据有关部门的发展规划，2025年，中国预计将芯片自给率提升到70%，这差不多是当下美国等芯片大国的平均水平。

　　那么，中国芯片究竟在哪个环节被美国“卡”了脖子？作为一个庞大且复杂的行业，芯片行业拥有一条超长的产业链。其整体可分为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四大环节。除了在设计领域，华为海思拥有一定的突破能力，其他三个环节，尤其是在制造环节，国内厂商的能力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没有人能够熄灭满天的星光”，在断供前举行的2020年华为开发者大会上，华为向外界传递了艰苦奋斗的决心和意志。

　　在美国极限施压的上半年，华为依旧创下了智能手机全球市场份额第一、穿戴设备全球市场份额第一，智能手表全球第二。笔记本电脑实现了超过100%的增长、耳机等产品实现超过100%，甚至200%的高速增长等卓越的成绩。

　　正如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所说，“我们可能会遇到想象不到的困难，但这也是一个最大的机会时期。”前所未有的困难或许正是磨练企业的最好机会。

　　华为的未来犹未可知。但对中国企业而言，如何通过不懈的努力，在全球产业竞争的舞台上，让华为等不再孤单，似乎将会是很长一段时间的重要命题。面对美国的大棒制裁，面对芯片行业的未来，要努力的恐怕远不止是华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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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25日，第二届“科学探索奖”获奖名单正式揭晓，50位青年科学家每人将在未来5年内获得腾讯基金会总计300万元人民币奖金，并且可以自由支配奖金的使用。

　　据“科学探索奖”管理委员会透露，本次获奖人名单较去年更为多元化，其中女性获奖人增至5位、35岁及以下获奖人6位（最年轻获奖者仅30岁），港澳地区首次放开申请后，亦有3位科学家获奖。

　　2020年“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将于11月14日在北京举行。届时，50位获奖人将公开亮相，众多国内外科学家代表也将应邀出席，共同见证这一荣誉时刻。

　　“科学探索奖”希望通过激励青年科技工作者，助力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腾讯基金会发起人马化腾表示：“我们非常期待‘科学探索奖’可以长期支持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学家潜心探索、献身科研，希望将来在他们当中诞生科学大家，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出突破性的贡献。”

　　鼓励投身基础研究和自由探索

　　2020年“科学探索奖”获奖人体现出极高的“含金量”。50名获奖人中的48人拥有教授或同级职称，38人有海外一流高校、研究机构学习或工作的经历。“科学探索奖”的评审“英雄不问出处”，50名获奖人中既有国家级奖项的获得者，也有多人此前没有获得过其他知名奖项。

　　“科学探索奖”特别关注女性科学家和年轻科学家的发展，在同等条件下，女性和年纪轻者胜出。最终50位获奖人的平均年龄不到40岁，其中女性5位，35岁及以下获奖人6位，最年轻的获奖者仅30岁。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也是“科学探索奖”首次对港澳地区放开申请，港澳地区共有59人申报，最终3人获奖，他们分别来自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

　　做出色的社会科技奖项，助力最优秀的青年科技人才攀登科学高峰，是“科学探索奖”的追求。“科学探索奖”联合发起人、首都医科大学校长饶毅表示：“我们选拔出的这些年轻人，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未来能够脱颖而出。我们的工作，对科技人才的培养，有着非常长远的意义。”

　　“腾讯发起和支持‘科学探索奖’，为青年科学家提供更好的条件，就是希望鼓励他们投身基础科学，面向未来，自由探索，以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科学探索奖”项目负责人表示。

　　未来，“科学探索奖”将为青年科学家搭建跨学科互动交流的平台，还将举办重大主题的学术报告会、研讨会。受资助期间，获奖人还将按要求向评审委员会定期提交年度科研进展报告，并担任科学传播大使，定期出席必要的公益活动和科普活动。

　　超800名两院院士热忱参与

　　2020年“科学探索奖”总共收到1200多位青年科学家的申报材料，经过初筛、初审、复审、终审四轮评审，产生最终获奖名单，申报人与获奖人比例约为25：1。

　　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青年科技人才资助计划之一，“科学探索奖”不断扩大的知名度、影响力和着眼未来的理念，也让奖项得到了顶级科学家们的热忱参与和支持。今年，在奖项的提名、推荐、评审过程中，超过800名“两院院士”参与其中，仅在提名推荐阶段，就有13位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得主，和100多位发达国家的院士参与，数量和2019年相比有很大增幅，体现了奖项专业性和权威性的提升。

　　为了保证评审的客观公正，“科学探索奖”也在评审规则上不断优化。“我们在评审全过程中严格执行了回避原则，在已有的师生、亲属、项目、商业合作等回避关系基础上，今年进一步将同单位、提名、推荐也纳入了回避关系。此外还特别设立了‘断开式评审’机制，避免同一批评委‘一评到底’。”“科学探索奖”项目负责人介绍道。

　　“‘科学探索奖’正在不断释放出自己的吸引力，在流程和标准上也越来越和国际标准靠拢，专业和严谨是‘科学探索奖’要一直保持下去的特色。”“科学探索奖”联合发起人、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陈十一如是说。

　　“我们将持续投入，且没有任何商业诉求。希望有越来越多青年科研人才能够受到奖项鼓舞，心无旁骛，潜心研究。”腾讯基金会负责人表示，腾讯基金会先期为“科学探索奖”投入的10亿元人民币将采用企业投入、公益运作的方式，不求商业回报。

　　作为国内首个由互联网企业设立的科技公益项目，“科学探索奖”于2018年由马化腾携手饶毅、杨振宁、施一公、潘建伟等知名科学家共同发起。奖项面向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领域，支持在中国内地和港澳地区全职工作的、45周岁及以下青年科技工作者，每年评选产生50位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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