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重点地区重点人群今日第十轮核检 总计目标人群约143万人

  为迅速查清并阻断新冠肺炎病毒传播链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前期扬州市主城区大规模核酸检测结果,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决定,自8月16日6:30起,对主城区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开展第十轮核酸检测,总计目标人群约143万人。

  在此之前,扬州市已在主城区开展七轮大规模核酸检测,并针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开展了第八轮和第九轮核酸检测。第十轮核酸检测的范围和目标人群与此前两轮略有区别,检测范围涵盖邗江区邗上街道、高新技术开发区、双桥街道、新盛街道、竹西街道、槐泗镇、西湖镇、维扬经济开发区、公道镇、杨寿镇、杨庙镇、方巷镇、瓜洲镇等13个镇街、园区;广陵区全部区域;扬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文汇街道、扬子津街道、朴席镇等3个镇街;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梅岭街道、瘦西湖街道、城北街道等3个街道;扬州生态科技新城全部区域。

  以上范围内全部居民(含外地在扬人员),总计目标人群约143万人,较第九轮核酸检测的目标人群增加约16万人。

  扬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提醒市民按照所在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的通知指引,分时段有序到达指定地点开展核酸采样。检测时需携带身份证(无身份证者请携带户口簿),并主动出示“苏康码”,接受体温检测,规范佩戴口罩,保持1米以上距离。

近10个省级农信社一把手和班子成员落马 缘何腐败频发

  近10个省级农信社一把手和班子成员落马 有的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现象

  农信社缘何腐败频发

  今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佟铁顺涉嫌受贿罪一案被提起公诉;6月,曾任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副主任、副理事长的王挺被公布“双开”;5月,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原党委委员、副主任孙斌被公布“双开”;4月,辽宁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中印接受审查调查……近期,一批农信社领导干部被查处,释放了坚决斩断农信领域腐败利益链的鲜明信号。

  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辽宁、陕西、安徽、四川、内蒙古、山西、海南、山东等近10个省级农村信用联社“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落马,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现象。省级农村信用联社缘何会成腐败重灾区?从案件情况看,农信社领导捞钱的伎俩主要有哪些?针对案件暴露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如何以案促改、以案促治?

  1、多省农信社“一把手”及班子成员落马,有的在领导被留置、多名同事案发后仍收受数百万元贿赂

  近年来,省级农村信用联社案件频发,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前腐后继、窝案串案现象。2015至2018年,被视为云南省联社“三驾马车”的省联社党委副书记、主任罗敏,原党委书记、理事长万仁礼,原党委书记蒋兆岗先后落马。2018年,山东省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宋文瑄被“双开”,海南省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吴伟雄被开除党籍。2019至2020年,内蒙古自治区联社原党委副书记、理事长杨阿麟被开除党籍,原党委书记、理事长佟铁顺被查处。2020年,安徽省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省联社党委委员、副主任孙斌先后落马;山西省联社也爆出窝案,原党委书记、理事长崔联会,原党委副书记、副理事长、主任邢亮,原党委专职副书记、副理事长王忠泽,党委原副书记王再升被查处。2021年,陕西省联社原理事长杨建新、副主任王旭明同日落马;辽宁省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王中印接受审查调查。

  一些领导干部贪婪、胆大、奢靡,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如安徽省联社原党委书记、理事长陈鹏应华夏保险总经理邓某某请托,自2011年起助其在省农商行系统推销保险。在陈鹏授意下,邓某某以为陈鹏过生日为由,组织多次饭局,邀请各农商行董事长参加,陈鹏夫妇极力为其站台。各农商行“有求必应”,50余家农商行参保(约占全省农商行2/3),总额达96.96亿余元,相关购买行为持续到2019年,陈鹏收受邓某某贿赂6000余万元。孙斌从省联社办公室主任到省联社副主任到合肥市副市长再回省联社,一路贪腐,什么钱都敢收,在陈鹏被留置、多名农商行高管案发后,仍收受数百万元贿赂。他长期贪图享乐,酷爱打高尔夫,打球地点遍布全国,每逢周末必打无疑;嗜赌成性,一场赌博输赢数额动辄数万十几万元,被留置前一天还在黄山赌博,很多违法乱纪交易都在麻将桌上谈成。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案发地揪出的“硕鼠巨蠹”,除了省联社领导,也不乏来自其主管的各农商行和县乡信用社干部。陈鹏落马后,安徽省农商行系统13名高管相继被查。杨阿麟案更是造成内蒙古农商行系统400余人涉案,10余名高管被查。在万仁礼等领导干部“示范”效应下,云南省农信社系统内部收送礼金礼品成风。办案人员称,省联社“一把手”和班子成员立身不正,带头贪腐,几乎必然导致全系统腐败蔓延和政治生态被严重破坏。

  2、农信社领导岗位的腐败问题多发于信贷审批、人事调整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

  据办案人员介绍,从案发情况看,农信社领导岗位的腐败问题多发生于信贷审批、人事调整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环节。

  屡屡插手信贷业务,把信贷审批权当“聚宝盆”。一些农商行高管政商关系、银企关系错位,发放人情贷、关系贷问题突出,省联社虽不直接经手信贷业务,但作为各家农商行主管单位,具有很大话语权。云南省农信社号称“云南最大的银行”,蒋兆岗、罗敏与万仁礼搭班期间,凭借领导意志违规放贷。判决书显示,罗敏经手的不少贷款,均是靠“打招呼”放行。如她为云南邦业园林绿化公司老板桂雍在企业贷款、房地产销售方面谋取利益,收取100余万元贿赂、价值24万的孔雀图一幅。蒋兆岗与云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曹建方的秘书吴敏章交往甚密,因开发某项目需贷款授信,吴敏章发小、云南仁泽地产公司董事长陈勇请蒋兆岗吃饭。饭桌上,蒋兆岗叫来时任昆明市盘龙区农信社理事长李红坤、主任李明,“让他们关照陈勇”。仁泽地产向盘龙区农信社申请到了7亿元贷款授信,贷款3.9亿元,陈勇向蒋兆岗行贿20万元。

  “各省农商行与当地经济深度关联,这些以权钱交易为背景、以金融违规为手段的违法犯罪案件,社会危害极大。”安徽省纪委监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副主任李晓东告诉记者,被查对象与不法商人内外勾结,利用手中权力,通过违法放贷、挪用资金、违规开具金融票证等手段,使大量资金违规流入“两高一剩”和房地产等国家限控行业、股市甚至根本不具备偿还能力的“空壳公司”,给当地营商环境和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

  对用人资格审查、亲属回避、交流轮岗等把关不严,讲关系、看背景、“近亲繁殖”问题突出。比如陈鹏的“双开”通报直指其“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并收受财物”。办案人员透露,陈鹏任人唯亲、唯钱、唯权,收受系统内约40人贿赂,并通过召开省联社党委会发表同意意见、向相关农商行高管打招呼等方式,为相关人员谋取晋升、调动、亲友入职等人事利益,严重损害省农商行系统政治生态,造成恶劣影响。此外,杨阿麟、吴伟雄等人也被通报“在干部职务调整晋升过程中收受他人财物”“违规干预省农信社系统人事招聘和录用工作”,其中杨阿麟案更是被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定性为“一起较为典型的金融机构领导干部利用干部人事权收受贿赂、疯狂敛财的腐败案件”。

  在基建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但有的招投标程序不规范,给腐败带来可乘之机。孙斌把分管的信息化建设当“私人领地”,收受与省联社在手机盾、手机银行、社区e银行、金农信e贷等业务有合作关系的上海某公司老板孙某某所送该公司5‰股权(价值600万元),通过其情人李某某收受与省联社开展“银铁通”项目、网格化营销系统等业务合作的南京某公司老板杨某某该公司10%股权(价值50万元)、40万元“提成费用”以及3万元购物卡,还索要了一辆价值55万余元的汽车。

  3、制度和监管存在漏洞,自身缺乏有效权力监督体系,导致一些省联社腐败问题高发频发

  省联社、农商行腐败问题高发频发,其中暴露的制度和监管漏洞引人注目。

  目前,农信系统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细分成多种模式,其中大多数地方所采用的是所谓“省联社—县级联社二元体制”。在这种模式下,各县级联社作为独立法人,省联社是一个负责日常业务监督与管理的行政机构。近年来全国各地县级农信社绝大部分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省联社扁平化管理县级农商行,承担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

  “省联社显性权力较小,隐性权力较大。”安徽省纪委监委第九纪检监察室副主任陈勇分析,省联社管理着一省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县级农商行的领导班子,人事权高度集中,一些省联社领导因此收受系统内高管礼金贿赂,大肆卖官鬻爵,省联社领导想插手各农商行工程建设、项目管理和信贷业务也十分便利。

  中国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员莫开伟分析,省联社名义上是一个经营管理机构,实际上是一个政府行政机构,而它管理的县农商行又是企业经营单位。在这种管理体制下,人、财、物等权力过分集中于省联社,而省联社虽名义上在省政府与省级金融监管的双重监管之下,实际上其各项权力未能得到有效制约。“用强力的行政手腕管理农商行系统,自身又缺乏有效权力监督体系,这就是一些省联社腐败问题高发频发的重要原因。”莫开伟说。

  同级监督失灵,“一把手”权力失控。在纪检监察派驻改革前,一些省联社主要负责人在把控权力上极为强势,大搞“家长制”“一言堂”,同级监督形同虚设。例如,对于陈鹏在安徽省联社工作期间所涉问题,省联社纪委监督缺位,既没有咬耳扯袖、红脸出汗,也没有向上级纪委及时反映报告相关情况。多年来该社对审计、巡察发现的违规违纪问题多以内部处理为主,移送司法部门追究刑责的少之又少。

  同样,对县农商行的监管也存在监督制约缺失、压力传导不到位等问题。据安徽省纪委监委办案人员钱硕分析,银保监部门虽有监管权但不是主管部门;市县党委政府没有具体管理职能,国有资本在农商行股本中的占比明显偏低,部分农商行甚至没有国有资本;省联社对县农商行的监管因为种种原因也较为薄弱。

  农信系统腐败案高发,还与一些单位管理混乱有关。有的地方存在员工纪法观念淡薄、违规操作普遍、重要岗位轮岗制度缺位、风险隐患排查不到位、印证管理失控、未严格执行审计内控制度等问题,这给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伺机作案的机会。在呼和浩特市和林县农信社,员工王某某在任樊家夭、大红城信用社主任期间,利用其职务之便,冒用他人身份证,以化整为零方式给自己违法放贷74笔共计204万元,并将贷款挥霍一空。安徽颍东农商行董事长、副行长、监事长合谋“协作”,左手“戴面具”借贷,右手“开后门”放款,在自家银行的募股过程中动手脚大肆敛财。

  4、坚持查办案件与防范风险并重,做好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等工作,保障促进农信系统健康发展

  腐败案件高发频发,严重损害农信系统政治生态,影响全系统改革发展质量。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按照“三不”一体推进的思路,坚持从查清事实、追赃挽损、防控风险、弥补漏洞、重塑生态等方面同步发力,既维护了农信系统队伍的纯洁性,维护了纪法的严肃性,也有助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体现了政治效果、纪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针对同级监督失灵,“一把手”权力失控问题,一些地方抓深抓实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将监督的“探头”校准拨亮。安徽、云南等地撤销省农信社纪委,改由省纪委监委向省农信社派驻纪检监察组。派驻改革后,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受省纪委监委直接领导,从原来的“同级监督”转变为“上级监督”,有效解决了原省联社内设纪委权威性不足、独立性不强的问题;由原省联社纪委向省联社党委汇报工作,转变为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与党委定期会商、重要情况通报,省联社党委更加重视驻省联社纪检监察组提出的意见建议。

  针对一些领导干部“违规用人”、违规干预农商行工作等突出问题推动整改。安徽省联社聚焦“三重一大”、选人用人、信贷投放、财务管理等重点领域制定48项负面清单,及时修订员工招聘、交流轮岗等关键制度,并从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入手开展专项整治,2020年累计调整农商行“一把手”25人,推动纪委书记异地交流任职16人,1名农商行董事长和1名行长因缺乏责任担当被免职。杨阿麟案案发后,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排查信贷管理等方面廉洁风险点46个,制定防控措施73项,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扎紧织密权力运行的制度铁笼。云南省联社对蒋兆岗、万仁礼、罗敏任职期间选人用人工作,省委两次巡视整改,省纪委监委移交问题线索处置,重大案件处置,贷款发放,呆账核销等情况进行“回头看”,对原来处理不当的坚决予以纠正,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督促全省农信社结合身边的违纪违法案及存在的重大问题进行全面整改,推动修复省农信系统政治生态。

  针对省联社“一把手”腐败背后暴露的制度漏洞,业界人士认为,要逐步深化省联社体制机制改革。2020年5月,国务院金融委办公室发文称将推出11条金融改革措施,其中就包括制定《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实施意见》。几乎同时,中国银保监会制定出台了《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实施意见》,并部署开展相关改革试点。今年1月,2021年中国银保监会工作会议提出“有序推进省联社改革试点”。

  对于省联社改革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今年3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改革要从实际出发,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办董事会、股东会、监事会,要按照所有制结构,把党的关系搞清楚,党的管理和党的领导要加强,同时要进行清产核资,处置一些不良资产,还要追回欠款。今年7月,在上半年银行业保险业运行发展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中国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负责人叶燕斐透露,大多数省区已经报送了深化省联社改革的方案。

  “省联社的‘管理’权责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这种管理体制在农商行纷纷改制到位、现代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完成、商业银行经营模式转型的当下,到了该彻底改革的时候了。”莫开伟说。

远超赖小民与赵正永之和 国家级开发区书记涉案30亿背后

  把下属企业当成自己的“钱袋子”和“提款机”

  长期“亦官亦商”,生活腐化堕落

李建平。图/内蒙古网上3D廉政教育展厅

  国家级开发区书记涉案30亿背后

  被查近3年后,现年61岁的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李建平因一份起诉书再次进入大众视野。7月6日,在中国检察网上,内蒙古自治区科右中旗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一份行贿罪起诉书透露,东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法人代表杨进东累计向李建平行贿高达5.778亿元。

  李建平案被称为“内蒙古反腐败斗争史上迄今第一大案”,其涉案金额高达30亿余元。这个数字远高于华融原董事长赖小民(17亿余元)和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7.17亿元)的涉案金额之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奇凡,将李建平案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乱设公司、乱设职位、乱进人员等“十乱”问题,要求呼和浩特市及经开区以此为重点开展以案促改专项行动。

  《中国新闻周刊》从多位内蒙古政商界等人士处获悉,李建平早年工作也有勤勉的一面。其主要问题发生在呼和浩特市水务局、春华水务公司(下称“春华水务”)和开发区任职期间。被查后,该案因涉案人员众多,案情复杂,至今仍未进入公诉阶段。

  从“泥土味干部”到涉案30亿元

  李建平生于1960年5月,河北霸州人,其工作履历未离开过内蒙古。1982年8月,22岁的李建平成为内蒙古电子学校的一名教师。三年后,他任内蒙古电子工业局团委书记,之后又历任内蒙古啤酒厂副厂长、呼和浩特市体改委干部、市节水办主任等职。2000年9月,他任呼和浩特市水务局副局长,2004年6月任该局局长。他在市水务局任职期间,还从2001年起兼任春华水务董事长。

  春华水务官网显示,该公司成立于2001年4月23日,主要负责呼和浩特市城区供排水、污水处理、再生水回用等业务的建设运营管理,早期还向房地产、旅游、奶牛养殖等业务拓展。

  早期的李建平曾给人留下过勤勉务实的印象。2003年3月18日,呼和浩特市政府发布《城市改造建设项目落实方案》。其中显示,该项目实施阶段为期4个月,“引黄入呼”供水、污水处理场配套建设等工程的实施单位是呼和浩特市水务局,该局时任党委书记、副局长李建平是责任人。

  一位当时采访过李建平的呼和浩特媒体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李建平每天亲自出马,身先士卒,经常带领着工人干到天亮,很多人对他都很佩服。那时的李建平身上有泥土味,像一些乡干部那样厚道老实,肯卖力干活。“当时时任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也很欣赏李建平身上的干劲儿”。

  呼和浩特市一位接近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的人士韩云涛(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建平在任市水务局局长期间,多次想当呼和浩特市副市长,但未能如愿。不过,2011年 3月,他却出任了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始建于1992年,2000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以两个自治区级开发区为基础组建成立了国家级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目前,开发区控制性规划总面积24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40平方公里,常驻人口22万人。

  2月27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清除经开区发展的绊脚石》一文,披露了李建平案的部分案情。报道称,李建平担任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期间,从帮助他人承揽工程收受钱物开始,到将手中权力充分变现,金额从几万、几十万,逐渐增加到几百万、几千万,甚至几亿,胃口越来越大。李建平随意设置空壳公司数十家,其中既有明面上的总公司,也有掩人耳目的一级、二级、三级子公司。在他直接策划和授意下,这些公司相互揽项目、做生意,大量国有资金在其间频繁流动、暗度陈仓,最后被挪作他用,意图“钱生钱”。李建平涉案金额达到30亿余元。据李建平供述,除部分钱款用于赌博外,其余大多被用于购买收藏名家字画、古玩玉器、黄金珠宝、名贵手表,以及大量中外名酒,其酒窖中收藏的各类名酒达数万瓶。

  该报道称,李建平借他人之名注册公司而自己实际操控,以达到侵吞国有资产的目的。为了扰乱监管视线,李建平以某酒店服务员王某、敖某和社会人员徐某三人名义,注册成立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某,但真实老板是李建平。更为荒唐的是,在初选董事长、总经理和监事长时,李建平竟然用“石头剪刀布”的方式解决,第一名董事长、第二名总经理、第三名监事长。

  多位知情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上述王某、敖某、徐某,全名分别为王亚娟、敖东芝、徐继平。天眼查显示,成立于2016年的德源兴盛实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为王亚娟,三位高管分别为王亚娟(执行董事)、敖东芝(监事)、徐继平(经理)。

  王亚娟原为内蒙古国航大厦(中国航空集团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辖下的四星级商务酒店)的一名服务员。国航大厦一位担任过王亚娟领导的知情者李莎(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亚娟生于1987年,蒙古族,不到20岁时就从通辽农村的老家来国航大厦做服务员。“她长得很漂亮,那时也非常朴实”。

  李莎印象中,李建平在春华水务做董事长时,就经常到国航大厦等星级酒店聚会应酬,“李建平在酒店见了谁都微笑”。李莎等多位知情者称,大约2008年前后,春华水务在呼和浩特建起了水岸小镇项目,与呼和浩特市政府大楼隔东河相望,其中有住宅、写字楼,也包含高档会所。李建平等人从呼和浩特一些四星级、五星级酒店挖过去一些长得漂亮或业务能力强的服务员到会所中,专门服务于一些高端接待。王亚娟、敖东芝等人即是那个时候被李建平挖过去的。

春华水务建的水岸小镇项目,其与呼和浩特市政府大楼隔东河相望。摄影/本刊记者 周群峰

  李莎称,王亚娟去李建平的高端会所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些变化,穿衣打扮变得时尚起来。十八大后,李建平的会所也被叫停。此后,王亚娟等人一路追随李建平。“李被查后,王亚娟逃走了。她本性单纯,走上这样的道路,让人惋惜”。

  韩云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后王亚娟、敖东芝在重庆被抓捕归案,李建平之子李苏超逃亡海外,春华水务原总经理侯喜焕在江西被抓捕,春华水务原司机和办公室主任穆小平自首。

  单个老板向其行贿5.8亿元

  韩云涛透露,李建平被带走调查时,办案人员在其办公室内发现五六本护照。他被带走的第一个月,拒不交代问题,甚至几次绝食企图蒙混过关,之后精神濒临崩溃,开始交代问题。“李建平圈子广泛,2005年,我就听说他经常在家中陪一些省部级领导打麻将。此次被抓后,供出一些厅级及以上官员,因涉及人员众多,给该案的查处带来不少复杂性”。

  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的相关通报称,李建平毫无纪律和法律意识,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要求下属公司为私营企业提供办公场所并进行装修,把下属企业当成自己的“钱袋子”和“提款机”,指使下属国有公司挪用专项资金,在购买住房过程中侵犯国家利益。长期“亦官亦商”,生活腐化堕落,多次到境外赌博。

  韩云涛等多位知情者称,李建平嗜赌成性,多次去澳门赌博。“一掷千金,赌注甚至下到上千万元”。出手阔绰的背后,因为存在更阔绰的行贿者。

  7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科右中旗人民检察院在中国检察网公布了一份 “杨某某行贿罪起诉书”。起诉书显示,内蒙古某房地产公司和某艺术品公司的法人代表杨某某,累计向呼和浩特市XX区党工委书记李某某行贿5.778亿元。

  多位知情者称,杨某某为内蒙古东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无界苑艺术品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法人代表杨进东,李某某即为李建平。《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天眼查显示,内蒙古东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高管中,李建平之子李苏超是高管之一,持有该公司33.3%的股份。

  起诉书披露,2009年至2014年期间,杨进东在无拆迁资质的情况下,通过李建平的帮助,以挂靠呼和浩特市某甲拆迁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隆元拆迁有限责任公司、呼和浩特市建发房屋拆迁有限责任公司的方式,未经招投标程序,获得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呼和浩特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关于某甲村、某乙村、某丙村、某镇等多处拆迁工程项目。

  出于感谢李建平和以后继续承揽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拆迁工程的目的,杨进东分别于2009年至2010年期间,应李建平的要求陆续通过呼和浩特某甲拆迁有限责任公司账户支付给法人代表为谭某某的呼和浩特市某甲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和呼和浩特市某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共计4.45亿元;于2012年至2014年期间,杨进东通过其内蒙古无界苑艺术品有限责任公司员工的个人银行卡多次给予李建平好处费,金额共计1.328亿元。两笔款项共计5.778亿元。

  如果受贿5.778亿元在判决书中得到认定,那么仅凭借收受杨进东一人的贿赂款,李建平就将取代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云公民,成为内蒙古 “受贿之最”。2021年4月29日,云公民在一审中被指受贿4.6866亿余元。

  上述起诉书还称,杨进东在被采取留置措施期间,主动向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专案组交代了其向李建平行贿的犯罪事实,同时检举李建平挪用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款4.162亿元的重大线索,对李建平涉嫌挪用公款罪的案件侦办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杨进东户籍所在地是山西省晋城市,早年在内蒙古靠暴力拆迁等发家,有犯罪前科。2003年9月17日,《内蒙古晨报》报道称,原呼和浩特市城乡建设拆迁公司经理杨进东案,在同年9月11日一审宣判。杨进东招聘了一些人员,在暴力拆迁过程中,共有30多名群众被打伤。法院判决杨进东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数罪并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6年。

  韩云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建平胆子大得惊人,“他可以接受单个行贿人数亿元钱财,亦会拿出数亿元向上行贿某一高官。”他称,李建平金钱铺路,把金融、房管甚至纪委等大量官员拉下水,严重污染了呼市的政治生态。

  梳理已经判决的案例可以发现,在李建平的行贿名单中,张和平和杨成林是其中两位。2020年3月24日,已退休两年的内蒙古贸促会原副会长张和平被查。根据兴安盟检察分院指控,张任呼和浩特市房产管理局局长、新城区区长期间,曾收受时任春华水务集团原董事长李建平220万元。受贿后,张和平为春华水务的相关征拆工作等提供帮助。现年69岁的杨成林是内蒙古银行原董事长。2018年12月,因犯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被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缓。其子杨海到案后揭发了杨成林向春华水务公司索要人民币1900万元的犯罪事实。韩云涛等透露,李建平与杨成林关系密切,李长时间通过杨贷款。“李建平案发后,自治区监委组成了30多人专案组去银行调查过春华水务的贷款问题”。

  “其虽被查,但遗毒仍在”

  8月5日,呼和浩特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纪委、中宣部都去过该单位了解过情况。“现在李建平案没有结案,他的有些问题我们也不知道。”

  自治区纪委监委相关办案人员透露,李建平案危害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建设方面,给经开区造成巨额损失,就在被留置前夕,还妄想将2亿多元资金转走;政治生态方面,涉嫌违规招聘862人,“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经开区大行其道,其本人虽被查处,但“遗毒”仍在;营商环境方面,公平竞争荡然无存,李建平看准的项目一路绿灯,没看准的项目即使明显有收益也不许上马。

  多位呼和浩特企业家称,李建平对当地营商环境的冲击难以估量。呼和浩特赢金庐房屋开发有限公司(下称“赢金庐”)法定代表人邢天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赢金庐与李建平任春华水务董事长时的经济纠纷至今未有定论。

  一份呼和浩特市土地收购储备拍卖中心出具的《成交确认书》显示,2005年5月27日,春华水务通过招拍挂,竞得了一块206.05亩的土地,该地块位于自治区党政大楼以北,成交地价款总额为13286.4264万元。邢天敖称,春华水务拿到该地块后,又请示呼市政府将上述地块一分为二,将竞得者分别变更至赢金庐与内蒙古迎和投资置业有限公司。赢金庐支付了土地出让金后,获得了其中103亩土地的使用权后,准备建住宅小区。2006年11月,在赢金庐完成了勘测、打桩等工作,要正式施工时,突然被春华水务叫停。“原因是,自治区一位时任主要领导看上了这个地块,要在上面建别墅。随后,呼和浩特市政府委托春华水务收回该地块”。

  2008年12月30日,春华水务与赢金庐签订的《土地使用权收回协议书》显示,回收这块土地后,春华水务将连同成本及补偿,共付给赢金庐1.3596 亿元。春华水务未付清补偿款前,土地使用权仍归赢金庐所有。

  邢天敖称,上述款项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拨给春华水务后,再由春华水务转给赢金庐。2009年,春华水务打给赢金庐4000万元后,剩余的9596万元,至今没有下文。2013年前后,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和财政厅都称上述款项已拨付春华水务。他称,当年为了开发这块地,赢金庐向银行和个人总共贷款4000多万元,至今这笔款项的本金利息合计高达3亿多元,“数亿元债务快把我压垮”。

  2013年,呼和浩特市政府成立赢金庐公司土地问题调查处理小组,由时任市政府副秘书长郭文广任组长。郭文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赢金庐没有通过招拍挂的方式拿地,而是通过领导的批示获得该地块,这在程序上是不合法的。为此,自治区纪委还处分了2位干部(时任副市长吕慧生和时任呼和浩特市土地储备中心副主任周强)。关于邢天敖称的赢金庐至今未收到春华水务的欠款问题,春华水务董事长海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李建平案子现在还没定,结案后,如果认定春华水务有连带责任,或者如果赢金庐走法律程序并胜诉,春华水务都会公事公办。

  李建平被查,引发了呼和浩特经济开发区的问责风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文称,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严肃追责问责经开区班子成员及处级干部13人。在整治乱设公司上,将原有78家企业撤并整合为14家;在整治乱设职位上,将国企领导层管理人员从239人核减至67人,内设部门从192个削减至112个,部门负责人从246人缩减至108人;在整治乱借资金上,清理往来款项6203.43万元。

  警惕开发区成“个人领地”

  曾与李建平共事的呼和浩特经开区党工委原副书记、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白海泉在2014年就被调查,其涉案金额高达1.7亿元。2020年1月14日,因犯受贿罪、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白海泉被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2016年12月8日,呼和浩特经开区党工委原副书记、管委会原常务副主任白海泉在庭审现场。图/新华社

  落马后,白海泉悔恨道:“经开区是一个地区的经济试验田,国家给予的政策比较宽,我一干就是10年,是企业家必争的对象,他们需要我的支持,我的工作也需要企业家投资的拉动。”

  自1981年,我国开始在沿海开放城市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各类开发区迅猛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0月,我国共有国家级开发区628家,省级开发区2053家,产业园区15000多个。

  在助推经济发展的同时,开发区的腐败问题也受到关注。2月2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清除经开区发展的绊脚石》一文称,十九大以来,国家级经开区主要领导中有20名厅局级干部在任上落马,涉及19个国家级经开区。此外,在其他岗位上落马的省部级、厅局级干部中,40余人有在国家级经开区担任主要领导的经历。如,贵州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副省长王晓光曾担任两年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海南省委原常委、海口市委原书记张琦曾兼任洋浦经济开发区工委副书记四年。

  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各级开发区的行政管理权、投资权、融资权等比较集中。开发区成立的目的是在特殊区域,依靠特殊政策来拉动经济发展,但在具体运行中,由于相关监督权没有跟上,导致政策的执行和监督产生割裂。有些开发区事实上形成了经济上的垄断,再加上开发区有土地、有资源、有政策,甚至成为“独立王国”。在这种背景下,开发区就容易成为腐败的易发和高发领域。

  多个案例显示,开发区涉案官员中,普遍存在违规招人、亦官亦商、乱设机构、发土地财等问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长沙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杜旭辉在未经上级机关审批核准的情况下,擅自成立园区金融工作办公室。他先后以多名亲属的名义,在园区这个“个人领地”里投资经商、承揽业务、收受钱财,自己则躲在后面坐收暴利。

  2021年3月3日,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曹洪秋受贿案开庭受审。此前,该管委会已有多名官员落马。2015年,分管招商的副主任丛容被查。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唐国海、郗同福,管委会原副主任张汝凯等多名领导干部也相继被查,他们被查均与土地相关。

  庄德水认为,从监管角度看,开发区基本上是通过单位的纪工委或上级纪检机构派驻纪检组的方式来监督,但从一些案例看,这种监督方式效果不显著。甚至一些开发区纪检监察干部本身就沦为贪腐分子。江苏省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监察局原副局长、盐城东方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组原组长张礼豹,在担任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监察干部期间,先后收受他人贿赂合计价值人民币80万元。

  庄德水认为,开发区成为腐败多发领域也与地方党委、政府负责人的心态有关。开发区处于特殊地位,他们普遍认为开发区出现人事波动容易影响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在反腐时缺少力度。不能因为追求开发区的短期效益或个人政绩,而影响反腐败工作的推进。

多地处分防疫不力干部 媒体:以严肃问责推动防控责任落实

  8月9日,江苏省纪委监委通报扬州一起公职人员违反疫情防控管理案件,因疫情期间组织线下补课,3名党员干部受到相应处分。记者注意到,这是自8月6日以来江苏省纪委监委发布的第三起公开通报。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围绕疫情防控重点工作、重点环节加强监督检查,督促相关职能部门扎实做好工作的同时,依规依纪依法查处疫情防控失职渎职等问题,以严肃问责推动责任落实,为疫情防控提供监督保障。

  为加强监督、严格执纪、严肃追责,江苏省纪委监委印发专项监督检查方案,重点监督防止疫情扩散工作不力、重点地区隔离措施不落实不服从、核酸检测有重大疏漏或检测结果不如实报告、易感染人群保护不落实并造成严重后果、党员干部不担当不作为推诿扯皮等问题,督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出现聚集性疫情后,江苏省纪委监委、南京市纪委监委分别对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疫情防控不力问题进行调查并开展问责。根据目前调查情况,先期对南京市副市长胡万进等15名相关人员进行处理,其他有关责任人员仍在调查中。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正处于吃劲的关头,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在监督检查中,发现了少数党员干部仍然履职尽责不到位、工作作风不扎实,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江苏省扬州市纪检监察机关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首要任务,以问题为导向精准监督,明确了八项监督重点,严明疫情防控纪律要求,从严查处疫情防控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严查不担当、不作为、不落实及推诿扯皮、临阵退缩等行为。8月8日,针对新冠确诊病例造成多人感染事件,该市纪委监委通报问责情况,8名党员干部、公职人员因落实防控措施不实不细,存在严重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被问责。通过精准量纪执法、追责问责,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关键时刻必须纪律严明。8月2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纪委监委接到群众举报,该县外资外援项目办公室主任彭祖光不支持、不配合疫情防控健康出行监测,并与值守工作人员发生争执,干扰疫情防控工作,造成不良影响。为了让广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经保靖县纪委常委会议研究,报县委批准,决定免去彭祖光保靖县外资外援项目办公室主任职务。湘西州纪委监委在通报中重申,全州纪检监察机关要严格监督,严肃执纪,对违反疫情防控纪律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为从严从快从紧从实从细打好疫情防控硬仗提供坚强纪律保障。保靖县纪委监委利用“线上线下”联动开展警示教育,一方面通过微信公众号和193个村级微信群进行“线上”通报曝光,另一方面“线下”印发通报至70余家县直单位和12个乡镇,强化警示形成震慑,同时在定期召开的全县疫情防控工作调度会上深入剖析典型案例,督促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严守疫情防控各项制度和纪律要求。

  7月31日,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黄海路街道确诊1例新冠肺炎本土病例,烟台市纪委监委建立明察暗访、线索移送、问责追责、通报曝光的机制,并组建12个监督检查组,紧盯防疫责任落实、重点点位管控、重点措施落实、重点行业监管和干部作风表现等5个方面,深入核酸检测现场、隔离场所、封控小区、交通场站、医院药店、商场超市等防疫一线跟进监督。对发现的能够立行立改的问题,当场指出、现场整改;对存在的重形式、轻实效,敷衍应付、作风漂浮,甚至思想麻痹、履职不力等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函告相关区市或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处理;涉及纪律作风问题的,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目前,已督促整改各类问题258个,严查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的失职失责问题3起,处理8人,其中莱山区区长、分管副区长、黄海路街道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因抓疫情防控工作履责不力、落实防控措施不到位被免职。

扬州新增37确诊病例 南京再现反弹新增1例

  据江苏省卫健委最新通报,8月11日0-24时,江苏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8例。其中,扬州市报告37例,当地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持续居高不下。而南京也在前日“清零”后再次出现反弹,昨日新增1例确诊病例。

  昨日江苏省新增确诊病例中,15例为轻型,23例为普通型,以上病例均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同时,新增出院病例2例,均为本土确诊病例。

  7月20日至今,江苏省已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734例。其中,南京市234例,淮安市12例,扬州市485例,宿迁市3例。累计出院本土确诊病例32例。

  目前,该省在定点医院隔离治疗的确诊病例721例,其中本土确诊病例702例(轻型133例、普通型532例、重型24例、危重型13例)。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8例,其中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例。

国内最大“方舱实验室”扬州投用 日检测最高150万人次

  日检测量最高可达150万人次的“方舱实验室”昨日在扬州国际展览中心投入使用,这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移动实验室,可大幅提高扬州市的核酸检测能力和速度,从而有效控制疫情。

  由于扬州疫情仍处于爆发期,新增确诊病例持续居高不下,该市主城区已经开展六轮大规模核酸检测。为了提高核酸检测能力和速度,扬州方面决定在此前投用7套移动方舱核酸检测实验室的基础上,建设更大规模的“猎鹰号”实验室。据实验室负责人介绍,接到江苏省卫健委指令后,他们仅用了短短一天半的时间,就完成了所有的搭建、设备调试等工作。

  整个实验室分为两组、共计12个气膜舱。每组气膜舱配有1个试剂准备区、2个样本处理区、2个扩增分析区,可实现从试剂配置、加样、提取、扩增自动化,自动分析到出报告的核酸标本检测全流程信息化。

  该实验室首次采用广州实验室联合金域医学最新推出的“五舱一体”硬气膜舱,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移动实验室。两组硬气膜舱日检测最高产能可达15万管,按10混1的采样方式,每天可检测150万人份,大大提升了扬州的核酸检测能力。

  在此之前,扬州已于8月7日建成7套移动PCR方舱实验室。7套移动PCR方舱实验室共配有全自动核酸提取仪35台,荧光定量PCR仪70台,日检测量可达到7万管,并可根据实际需要紧急扩容检测2万管。加上城市核酸检测基地、市、县疾控中心及第三方检验机构等PCR实验室,扬州市区每天可以完成300万份左右样本的检测。此次“猎鹰号”实验室投运后,扬州市区的核酸检测能力进一步提升至450万人次左右。

南京定点医院一护士疑职业暴露核检阳性

  在12日上午举行的南京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丁小平透露,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ICU病房一名护士在11日的例行核酸检测中结果呈阳性。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是负责救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的定点医院,这名护士怀疑是在护理患者的过程中,发生了职业暴露。

  丁小平表示,在这名护士核酸检测结果出现阳性后,南京市公共卫生医疗中心立即启动封控措施,排查密切接触者,对相关环境实施终末消毒,目前已排查到的密接和相关场所,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江苏省和南京市疾控部门正在深入开展流调工作,将根据流调结果采取进一步措施。

  经初步调查,该护士从7月29日起开始驻守医院,严格遵守了“两点一线”的驻地管理规定。目前怀疑是在护理患者的过程中,发生了职业暴露。职业暴露是指医务人员在从事诊疗、护理活动过程中接触到了传染病的病原。

  “从目前看,这位护士可能在冒着职业暴露的风险、抢救危重病人的过程中发生了感染。”丁小平强调,医护人员在救治患者的同时也要保护好自己。同时,他也呼吁市民朋友理解支持医护工作,做好个人防护,配合防控措施,发现疑似症状及早到发热门诊报到,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战胜疫情。

今日新增本土病例61例:分布于江苏湖北湖南河南云南

  8月11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8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上海5例,广东5例,云南5例,广西3例,福建1例,四川1例),本土病例61例(江苏38例,湖北10例,湖南7例,河南3例,云南3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均在上海)。

  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病例34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428人,重症病例与前一日持平。

  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718例(其中重症病例13例),现有疑似病例3例。累计确诊病例7757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7039例,无死亡病例。

  截至8月11日24时,据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现有确诊病例1836例(其中重症病例60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87689例,累计死亡病例4636例,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4161例,现有疑似病例3例。累计追踪到密切接触者1138795人,尚在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49264人。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8例,其中境外输入27例,本土11例(湖北10例,浙江1例);当日转为确诊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当日解除医学观察24例(境外输入23例);尚在医学观察的无症状感染者511例(境外输入395例)。

  累计收到港澳台地区通报确诊病例27897例。其中,香港特别行政区12020例(出院11731例,死亡212例),澳门特别行政区63例(出院57例),台湾地区15814例(出院13111例,死亡816例)。

澳门确诊女生所染病毒与南京、重庆等地病例高度同源

  澳门特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应变协调中心在昨天(1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特区相关部门与广东、重庆、珠海等地专家保持紧密沟通,基因测序结果显示,澳门确诊女生所染病毒与南京、重庆等地病例的病毒高度同源。

  8月3日,澳门新增4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名确诊者中的12岁女生曾在7月19日下午随交流团于珠海乘坐飞机前往西安进行交流活动。经过联防联控机制核实,该飞机与南京关联的两个病例有关。此外,这名12岁的女生7月23日曾参观兵马俑,与近期重庆新增的两名确诊病例在行程上有短时间交集。应变协调中心表示,目前暂无法确定女生是在飞机上感染还是在西安参观兵马俑时感染,但属同一波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