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84年9月26日，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周南和英方代表、时任英国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在北京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回忆香港回归，那些年、那些事，九十四岁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无疑是最权威的讲述者。作为中英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周南身处中流击水的湍急险境，却有气定神闲乘一叶扁舟的风度。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华诞前夕，他在北京接受大公报独家专访表示，“一国两制”的提出、香港问题的谈判以及后来过渡时期同英国的斗争，自始至终是邓小平同志领导的。在邓公直接领导下，周南以高超智慧和斗争策略为捍卫国家利益与英方进行坚定斗争。而在这湔雪百年国耻的过程中，周南只是平静地说，自己做到了“坚守本职而已”。
记者：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可以说，无论在中共百年奋斗史和改革开放历程中都是一个亮点。您作为主要当事人，回归前的参与者，回归后的观察者，今日回头看看不知有何感想。
周南：自邓公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之日起，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近年来愈演愈烈，特区政府经受了疾风骤雨的反复冲击，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终于战胜了多次险恶的进攻，站稳了脚跟，继续稳步推行“一国两制”。实践证明在香港推行的“一国两制”是经得起考验的，是有强大生命力的，是任何外部势力都冲不垮的。另一个感想是：邓公不但提出了“一国两制”的设想，而且亲自领导香港问题的解决。他的工作作风是抓大不抓小，大事一抓到底，直到问题的解决，小事不问，他心目中的大事都与保证国家主权和中央对特区领导权力有关。实践反复证明，邓公对解决香港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包括回归后应如何管理特区，充分体现了他对香港形势的深刻理解和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邓公心目中两件大事
按照时间的顺序简单回顾一下：从一开始邓公就充分估计到在香港“出乱子”的可能性，在与戴卓尔夫人第一次会谈中就点明“如果出了乱子，中方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收回的时间和方式”，以后又多次重申了这一点。
提到“一国两制”，他总是强调“一国是主体”是“大前提”，提到“港人治港”，总是强调必须是由“爱国者”的港人来治港。他质问道：“难道普选就一定选出‘爱国者’吗？”，要选举也得慢慢来“循序渐进”。提到高度自治是强调“高度”不是全部，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力。
在制定基本法期间，他关注的一是要保证政治体制能保证选出的行政长官必须是“爱国者”，二是要保证中央对特区事务有必要的干预权。
在确保香港回归后的持续安定问题和确保中央对特区事务应有的干预权问题上，他讲得最深刻最明确。他说：“不能笼统地反对中央干预，如果这样的干预有利于香港的繁荣稳定，你为什么要反对？香港存在动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有的存在于香港的内部，也有的存在于外部，如果出现动乱，你干不干预？如果要把香港变成反对和颠覆中央的基地，你干不干预？”他又说：“切不要以为把一切事情都交给港人去管，中央什么都不过问，就万事大吉了，我们没有自我安慰的根据。”他还提醒大家：“要知道，搞起个动乱是很容易的”，基本法二十三条反颠覆条款也是根据这些思想和指示写上的。
到了彭定康提出“三违反”方案，邓公敏锐地指出，这是英国人借“加速民主进程”的口号争夺香港回归后的管治权，并指出：“对英国人一点也软不得”“必要时我们另起炉灶”，“我说的‘另外的时间和方式’现在仍管用”，而且要有关方面作了具体安排，与此相配合，他还要《人民日报》于“邓选三卷”出版前发表他一九八二年同戴卓尔讲话全文，将“两个另外”公示于天下。最终采用了“另起炉灶”方案，彭定康的打算枉费心机。
在谈判过程中，他亲自抓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家所熟知的在港驻军的问题，另一个是联合联络机构进驻香港的问题。前者他一生气，拍了桌子，问题就解决了。后者他亲自同英国外交大臣谈，还是谈不下来。两者都是事关如何制止可能发生动乱的大问题。
邓公指示对回归后治港有重大启示
邓公当年讲的这些话，后来许多不是都为事态的发展所验证了吗？曾经有一种议论，认为小平生前对香港回归后应如何管理并没有留下什么指示，重温以上所述，不知会作何感想。
总之，在回归前的过渡时期，中英双方在明里暗里为争夺对香港的管治权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对手在回归时期前是英国为主美国为辅，回归后是美国为主英国为辅。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似乎可以说：凡是我方的作为比较符合小平的思想和指示时，工作就比较会产生正效果，反之，就会遇到反效果。是不是这样呢？
周南简历
1927年12月
•生于吉林长春，祖籍山东曲阜
1944年-1948年
•先后就读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燕京大学经济系、西洋文学系
1946年4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1年
•进入外交部工作
1971年11月起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历任一等秘书、参赞、副代表(大使衔)
1983年1月起
•先后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
1984年1月-9月
•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第8轮至第22轮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并代表中国政府草签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1986年6月-10月
•以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第1轮至第3轮中葡澳门问题谈判
1987年3月
•代表中国政府草签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
1990年1月-1997年7月
•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为第7、8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14届中央委员
吐句清警 促港青文化认同
图：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在北京寓所接受大公报专访。 大公报记者陈迪文摄
“生当华夏重兴世，身在疾风骤雨中。”香港回归前夕，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周南写下七言《遣怀》句。回忆起风波迭起充满斗争的香港回归历程，这位诗人外交家引用这两句诗表达当时的情境。
国学大师饶宗颐曾在周南诗词的作序评价：“轩轩逸气，吐句清警，波澜壮阔，不同凡近。”通晓辞章，醉心古籍，常引经据典，是周南的另一面。
在港期间，周南不仅身体力行参与中华传统文化活动，还同包括饶宗颐在内的一些文化界名人交上了朋友，彼此相互唱和，希望为殖民文化气氛下的香港，增加一些中华优秀文化气息。“当时写点旧体诗，其中目的之一，就是提倡中国的传统文化，可惜收效甚微。”
克服“贾桂儿精神”
彼时，许多香港青年都接受殖民教育，谈起话来，只知有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不知有唐宗宋祖，大有数典忘祖的味道。他说香港的殖民地气息实在太浓厚了，他去过好几个前英属殖民地，殖民地气息都没有香港浓厚。“没有反殖民化，要他们真正树立对自己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比较困难的。”
“我主张提倡学习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文化，6000多年来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是领先的。一直站在世界的前列，只是近二三百年落后了。现在中央提倡文化自信很好，很好。在这一个有伟大文化传统的国家搞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怎么行嘛?”
周南引用京剧《法门寺》的一段剧词：大太监刘瑾让小太监贾桂坐下，不要老站在后面，贾桂却说“奴才我站惯了。”“要克服‘贾桂儿精神’。”他睿智清警的结语令人陷入沉思。
周南说，“看来香港的斗争不是短期内能够彻底解决的。不过现在好了，全国人大通过了‘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这是件有国际深远意义的大好事。从此爱国者治港，行政主导，反颠覆，反‘港独’等等从根本上解决都有确实的法律保证。人们都期待着香港国安法逐步地全面落实，香港的持续稳定繁荣得到真正有效保证。我相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妖雾散尽，香港的明天真会更美好的。”
英前外相“茅台”喻周南
图：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访港与周南合影。
初夏的北京气温宜爽，上午时分阳光正好。藏蓝薄呢夹克，黑色细边眼镜，周南坐在寓所一面线装书墙前的沙发上，就如同一幅现代版高士图，更透出他的风清骨峻、儒雅阔达。离休后的周南一直关心香港时局和繁荣稳定，每天都要翻阅一两港版报刊。
记者问：曾任中英谈判英方团长的柯利达在其著作中评价：“周南是位很精明的、有教养的人，无论中文或英文，都可以引经据典;他活跃喜欢挑战，有时很风趣，更时常激怒人。”在谈判桌上，周南是一位强硬却令对手尊重的谈判对象。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港译：贺维)也曾对您给予较高评价，说“中英谈判如果没有周南先生，就如中国的正式宴会没有茅台酒一样”，不知周老有哪些表现使英方有如此评价?
周南回答说，自己并没有特别表现，同外国人打交道仅仅做到不卑不亢，不离本色而已，他人如何评价就不去管了。至于茅台的话的来由，是当时邓公最关注派遣联合机构进驻香港问题解决了，他得知非常高兴，连夜坐专列回到北京。第二天，他与杰弗里.豪一见面，先开了个玩笑，展示了他被晒得黝黑的皮肤，说：“我晒得像非洲人一样了”，然后点名表扬了双方代表团团长，说：“他们的工作很出色。”接着讲了邀请英国女王访华事宜。杰弗里.豪也幽默回应说：“中英谈判如果没有周南先生，就像中国的正式宴会没有茅台酒一样。”后来杰弗里.豪在他出版的自传里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这段故事，“茅台”一事从此就传开了。
